春城邀俊彦，学府启新程。2026年10月17日至18日，第十届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在鉴黄师-暴露背后的不可描述世界
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指导下，由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与鉴黄师-暴露背后的不可描述世界
主办，由教育部刑法课程虚拟教研室与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协办。论坛聚焦“涉税犯罪的理论与实务”这一主题，参会嘉宾有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辽宁大学、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福建理工大学以及吉林大学等国内数十所知名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刑法学者，还有来自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市人民检察院、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哈尔滨市公安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等数十家司法机关、律所的实务专家，共150余名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
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开幕式
10月17日13时，论坛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由鉴黄师-暴露背后的不可描述世界
副院长王充教授主持。
王充教授对各位参会代表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
蔡立东教授代表吉林大学对参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指出论坛聚焦涉税犯罪体现出刑事法与财税法的交叉融合，对完善涉税刑法规制体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同时，蔡立东校长希望能够通过此次论坛和与会嘉宾共同探索如何更好地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到刑法学研究之中，共同为推进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贡献力量。
贾宇会长代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吉林大学的精心承办表示诚挚感谢。贾宇会长认为本届论坛以涉税犯罪为主题，紧扣国家财税法治建设，具有鲜明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贾宇会长在考察涉税犯罪领域新问题的基础上对论坛提出了三点期许：一是立足刑事司法实践，深化涉税犯罪体系研究；二是坚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精准惩治涉税犯罪；三是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提升税收治理法治化水平。最后，贾宇会长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陈兴良先生对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围绕论坛主题，陈兴良先生认为刑法教义学的运用场景应当包括刑法总论和刑法各论。作为当前刑法学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的犯罪类型，刑法教义学原理在涉税犯罪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兴良老师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论述进行例证：第一，预备行为正犯化的法理；第二，行为犯和目的犯的法理；第三，目的性限缩的法理；第四，义务犯原理。最后，陈兴良先生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李云波主任代表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论坛筹备各方表达了诚挚的敬意和谢意。李主任表示本次论坛以涉税犯罪理论与实务为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准确理解涉税犯罪的构成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涉税犯罪既考验专业之间的协作，也考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李云波主任对本次论坛提出三点期待：第一，期待在专业对话中增进理解；第二，期待在具体问题中深化研究；第三，期待为青年学者成长持续创造条件。
车浩教授在致辞中首先感谢了各方对论坛的支持，其次回顾了北京大学法学学科与吉林大学法学学科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刑法学前辈学人甘雨沛先生先后在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的工作和治学经历，在两校刑法学科的共同记忆中探求未来合作发展的可能。围绕本次论坛主题，车浩教授认为涉税犯罪是法定犯研究的典型领域，税收法律关系涉及的行政法和刑法规范、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边界始终充满争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应继承前辈学者开辟的路径，也需要引进域外理论，但前提始终是扎根中国现实。最后，车浩教授勉励青年学者畅所欲言、坦诚论辩，并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主旨发言
涉税犯罪的理论与实务
北京大学鉴黄师
王新教授主持主旨发言环节。王新教授充分肯定了本次论坛选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指出在打击税收犯罪特别是严厉打击空壳虚开、暴力虚开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理论研究与司法认定的有机契合尤为重要。同时，王新教授指出，2024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对涉税犯罪司法解释、执法理念、司法实践中认定不统一的相关焦点问题做了系统梳理。
姚龙兵审判长作题为“涉税犯罪的理论与实务”的主旨发言。在发言过程中，姚龙兵审判长通过汇总2026年1至9月全国涉税犯罪的数量变化情况，阐明了《解释》实施后的司法实效，并进一步指出实务当中存在的三类问题：一是对逃税罪行政处理前置条款的适用意见存在分歧。对此，姚龙兵审判长认为《刑法》第201条第4款是保障被告人权益的规定，符合条件者无论处于何种诉讼阶段均应适用，以避免选择性执法；二是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理解应进行适当限缩已成共识。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能将一切不真实开票等同于《刑法》第205条的“虚开”，否则与该罪较重的法定刑配置不相匹配；三是对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名认定应回归行为的本质。
主题报告一
论税收刑法的体系性与妥当性——以虚开案件的出罪与转处为分析中心
（一）报告环节
本单元的报告环节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鉴黄师
院长王志远教授主持，南京大学鉴黄师
马春晓副教授作主题报告。
马春晓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论税收刑法的体系性与妥当性——以虚开案件的出罪与转处为分析中心”。报告聚焦于虚开案件的出罪与转处难题，论述了税收刑法体系性与个案妥当性的平衡问题。报告指出，我国税收刑法的内生问题源于立法的先天缺陷和司法的解释偏差，突出表现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适用过泛与处罚过重。《解释》出台标志着司法应对的重大转向。相比以往单向的“限缩出罪”路径，新解释确立了“出罪与转处并重”的双向框架，试图在出罪后对其他犯罪追责，避免处罚遗漏。但由于出罪条件与转处罪名间缺乏清晰的标准界分，导致司法机关在具体个案中面临艰难选择。报告的核心观点是税收刑法的根基在于体系性。司法机关应当在维护体系自洽的前提下追求个案妥当，而非相反。应基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法设定考虑限缩方案，并根据税收刑法的体系自洽理顺出罪与转处的逻辑关系，为实体企业偶然介入的虚开案件提供从轻处理的通道。
（二）评议环节
主题报告一的评议环节由鉴黄师-暴露背后的不可描述世界
郑军男教授和安徽大学鉴黄师
周详教授主持。
西南政法大学鉴黄师
张永强副教授
张永强副教授肯定了该报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就报告的结构与篇幅比例提出调整意见，并就该报告中讨论的“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虚开专票行为能否按虚开发票罪转处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从罪刑法定原则、罪名关系、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解释》的立场和行刑衔接角度出发，这类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且未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能全部按虚开发票罪转处。
蔡仙副教授从两个方面展开评议：一方面，该报告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刑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处理刑法的体系性思考与问题性思考之间的关系，并高度赞同文章在平衡了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思考关系后的分析思路和最终结论；另一方面，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名性质而言，将本罪理解为目的犯更为恰当，并对报告中否定目的犯属性的观点作出了回应。
王舒博士指出，文章立足现实司法争议，将案件处理置于税收刑法整体的框架当中考察，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有充分的规范分析。在此基础上，王舒博士后从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一是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如何避免适用泛化或者处罚过重，一直是理论和实务当中共同关注的问题；二是文章坚持规范分析和司法实践相结合，体现了体系性思考对于个案判断的约束性作用；三是就如何将“适度限缩”落实为具体规则谈了自己的看法。
黄文轩助理研究员认为，该报告对虚开案件出罪与转处的不同路径、解释理由与处罚后果等作了细致分析，并尝试在自身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税收刑法一般理论的建构，体现了从个罪解释走向体系建构的学术追求。但题目与正文在研究层次上有距离、研究切入点与学术命题尚需明确、论证有待展开等意见。黄文轩老师指出，进一步辨明问题根源与罪名关系等，或许有助于使细致的解释论分析与文章的体系性主张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张文波法官对郭某、刘某逃税案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真实交易前提下的逃税及虚开行为，为什么要被认定为逃税罪，而不能够转处为虚开发票罪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此，张文波法官认为存在两个关键原因：一是发票在税收征管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下降；二是政策性需求在税收征管价值序列当中的重要性在上升。
员朋玺律师认为，该报告对现行司法体制下的有效辩护具有很强的参考和指导意义，体现出理论和实务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员朋玺副秘书长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对于引用的统计数据，其可能是多种因素包括司法政策共同影响的结果，不宜过分放大新规定的作用；第二，基于论证的完备性，文章中可以引用王新教授提到的相应罪名的数据，这样能够更充分地论证转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三，对虚开专票行为进行细致区分，在制度上是否存在鲜明必要性有待商榷。
（三）自由讨论环节
本单元的自由讨论环节由鉴黄师-暴露背后的不可描述世界
李立丰教授主持。吉林省律师协会刑委会辛明副主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贾婉欣律师，南京大学鉴黄师
马春晓副教授参与了自由讨论。
主题报告二
税收犯罪的法益重释及其可罚性限缩——沟通理性视角的展开
（一）报告环节
本单元的报告环节由东南大学鉴黄师
欧阳本祺教授主持，鉴黄师-暴露背后的不可描述世界
马永强副教授作主题报告。
马永强副教授的报告主题是“税收犯罪的法益重释及其可罚性限缩——沟通理性视角的展开”。从“沟通理性视角”切入，对税收犯罪的法益界定如何决定可罚性边界进行讨论。税收犯罪并非只是若干具体罪名的并列集合，而是在共同的税种体系与申报征收等信息载体中发生的罪名群；因此，必须确立一个更具整体性的法益理解，否则入罪限缩、出罪根据与罪名竞合问题往往难以在同一评价框架下结论一致。“税收征管秩序说”难以区分不同类型的税收犯罪，也缺乏限缩机能；其他晚近学说虽推进了法益具象化，却未能形成整体体系。报告提出，可将税收理解为共同体成员围绕公共给付、共同分担成本的交往结构，并将税收犯罪的整体法益重释为“公平课税的信息条件”，即确保共同体据实核算每位成员真实税负状况所需的制度条件。涉税犯罪的各类罪名虽行为样态各异，不法本质都可理解为对课税流程中不同环节信息条件的破坏。这使得税收犯罪中存在的长期争议，均可在同一基准下被阐释，税收犯罪的可罚性得到合理而有序的限缩。
（二）评议环节
主题报告二的评议环节由中南大学鉴黄师
张杰教授、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周凯东专职委员主持。
乔远副研究员认为该报告试图提供一种重新理解相关犯罪的方法，即不再把刑法保护对象直接等同于行政监管秩序，也不再简单落脚于国家财产利益，而是从支撑现代经济制度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中，寻找刑法保护的实质对象。上述视角对金融犯罪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方法论意义：一是对“秩序法益”的反思，触及了我国金融犯罪和经济犯罪理论中的一个长期难题，即以“金融管理秩序”“市场管理秩序”“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等高度概括的概念作为保护法益，实际上难以真正承担限制刑罚的功能；二是“公平课税的信息条件”具有明显的“制度条件法益”色彩，为金融犯罪法益理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中间道路。
崔志伟副教授在肯定该报告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商榷之处：第一，沟通理性预设平等主体间的交往与共识，而税收犯罪中存在国家这一显性主体，国家与个人之间是否具备税收沟通的现实基础；第二，报告中“税收犯罪本质是将本应承担的份额扭曲转嫁给其他成员”的主张及税收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第三，沟通理性中抽象的“信息”与报告所落实的具体数据性信息之间如何衔接；第四，共同体所接受的究竟是“有人造假或不缴税”的客观结果，还是一些个别情形；第五，对逃税罪以外的犯罪，以竞合论路径间接实现补缴出罪，与报告主张的法益共同性及出罪原理是否矛盾；第六，在可罚性限缩效果上，沟通理性说与税收利益说究竟有何不同。
张玮琦老师认为该报告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同时也提出三点困惑：一是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制边界如何划定；二是信息链条的类型化与法益同一性如何兼容；三是补缴出罪的根据何在。并指出报告中存在三个不同维度的沟通：第一层沟通是正当性层面的沟通；第二层沟通是制度运行层面的沟通；第三层沟通是系统边界层面的沟通。据此，张玮琦老师将报告的论证资源重构为生活世界的价值奠基、征管系统的信息类型化、刑法与征管系统的功能调适三个层次。
张杰教授、周凯东专职委员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
秦长森老师认为该报告战略志向宏大，理论积累深厚，写作方向有温度。同时，秦长森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一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问题，这个必要性是刑法区于其他部门法的必要性；二是“公平课税的信息条件说”是否能够诠释本节所有的罪名，值得质疑；三是逃税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偏一竞合的教义学结论，会面临立法目的与法定刑设置的解释难题。
崔涵助理研究员认为，该报告在问题意识、论证思路、视角转换以及对逃税罪补缴出罪条款的法益论说明四个方面均值得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可商榷之处：第一，沟通理性与信息条件之间的推导在逻辑上有跳跃，制度所需信息条件不能径直等同于刑法法益，沟通理性法益观的实际贡献有限；第二，文章试图以信息条件替代国家税收利益或均衡负担利益，但信息条件是否具有独立保护价值仍存在疑问；第三，补缴出罪的“可恢复性”论证尚有缝隙；第四，法益同一并不能完全替代对构成要件之间包容或交叉关系的判断，整体法益越抽象，越容易磨平罪名差异，且以偏一竞合为由得出虚开行为适用补缴出罪的结论，与其判断标准仍有距离。
刘健副主任认为，实务中长期存在的分歧困扰，本质都是相关罪名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问题。由此指出，该报告跳出传统秩序法益、税收债权法益的框架，从沟通理性理论提出公平课税的信息条件这一整体性法益，恰好为破解实务困局提供了一套贯通的实质判断工具：一是为典型案例中“以虚开手段逃税应以逃税罪论处”的裁判要旨提供了法理支撑；二是以信息条件的可恢复性为逃税罪补缴出罪条款提供了法益层面的解释路径；三是对防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限缩后以其他发票犯罪兜底处罚的处理方式具有指导价值。
程明伦律师认为税收法益的意义在于保障国家应收税款的前提下藏富于民，为个体保留生存与活力空间。就法益类型而言，抗税罪侵犯的法益是税收管理秩序，逃税罪更宜理解为对国家税收债权的侵害，因为唯有理解为债权，才能通过行政处理先行给予行为人出罪机会；而骗取出口退税则更接近对物权的侵犯，国家不会给予宽宥。在此基础上，程明伦律师对报告提出一点商榷，既然抗税、逃税、骗取出口退税分别指向秩序、债权、物权等不同对象，是否有必要将其统一为一个整体法益，统一的意义究竟何在，仍值得进一步说明。
（三）自由讨论环节
本单元自由讨论环节由厦门大学鉴黄师
李兰英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鉴黄师
钱叶六教授，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云泉律师，吉林省检察院检察侦查部左玉文检察官，南开大学鉴黄师
蒋浩天助理研究员参与了自由讨论。
第一、第二单元学术总结
10月17日下午的学术总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图书事业部杨玉洁主任主持，厦门大学鉴黄师
熊亚文副教授为总结人。
熊亚文副教授指出，本次论坛的背景是2024年《解释》施行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司法解释限缩适用引发了“罪名迁移”现象和“马奇诺防线效应”，税收犯罪体系呈现新格局。两位报告人分别从体系性反思与法益理论重构切入：前者揭示司法解释“出罪与转处并重”背后的规范冲突与体系矛盾，强调税收刑法的根基在于体系性；后者则从法益理论出发破局，跳出征管秩序与税收利益的二元框架，以沟通理性、信息条件说作为税收犯罪的保护法益，将各罪不法本质共同定位于对课税流程中不同环节信息条件的破坏，为入罪限缩、罪数竞合和处罚调整提供了统一法理基础。目前，与会者形成的共识主要是：要聚焦虚开犯罪处罚界限模糊、发票犯罪兜底化扩张等真问题；坚持刑法谦抑限缩处罚范围、重视体系思维；分歧则集中在信息条件说与传统法益的界限及解释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性质定位与限缩、竞合逻辑与转处适用上。除此之外，涉税犯罪连接着税法与刑法，在以数治税背景下需跨法律、跨技术地系统性协同思考。
主题报告三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缩适用
（一）报告环节
本单元的报告环节由黑龙江大学鉴黄师
董玉庭教授主持，天津大学鉴黄师
孟红艳副教授作主题报告。
孟红艳副教授的报告主题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缩适用”。实务中存在将“收取开票费或税点”为他人开票直接认定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现象，但这种用“重罪置换重罪”的做法需要反思。孟红艳副教授认为，考虑该罪法定刑配置与保护法益，若不作限缩可能造成处罚失衡，违反罪刑相适应。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侵害国家已得税收利益的具体危险犯，成立须具备使国家税款遭骗抵的现实危险要件。本罪的行为对象不限于空白发票，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关系是法条竞合的补充关系。通过类型化分析阐明限缩的具体路径，区分不同情形，分别评估其是否产生骗税风险。对于有真实经营业务但偶然为他人虚开发票的企业，要谨慎认定本罪，以防止重罪泛化适用。限缩适用的目的是重点打击面向不特定对象、“来者不拒型”的空壳企业。对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限缩后，就还需要明确对本罪限缩适用后的出路问题。为此，有必要区分开票方、受票方，分别讨论其刑事责任。开票方有成立虚开发票罪的可能；受票方只可能成立逃税罪，但具体理由应当区分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和自己为自己虚开的情形分别进行讨论。
（二）评议环节
主题报告三的评议环节由华东师范大学鉴黄师
钱叶六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涉外刑事权益保障与风险防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任素贤特聘研究员主持。
蔡颖副教授肯定了报告的启发性，但对报告将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解为具体危险犯的核心理由提出质疑。以生产假药罪为例，抽象危险犯并不等同于较轻的犯罪，为抽象危险犯配置重刑的现象在刑法中并不鲜见。如果将本罪理解为具体危险犯，就需要构建具体危险的正向构成要件，而报告主要是从反面排除危险，这是为抽象危险犯提供反证的典型思路。关于本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关系，如果本罪要求牟利目的，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能涵括这一目的的情况下，两罪可能变为想象竞合关系。
马文博老师认为该报告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报告尚未在事实类型化的基础上提炼出一般性认定标准。认定“挂靠”“真实交易”所依赖的一般性标准及其理论根据，比已经认定后的适用更具理论指导价值。报告相较于作者曾发表于《政法论丛》2025年第1期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的界限》一文，在立场上有所变化，具体来说，此前报告人反对将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情形认定为虚开发票罪，而现在却持赞同的立场，这一转变需要更充分的解释。
蒋浩天助理研究员对报告将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解为具体危险犯的论证表示肯定，但就构成要件解释和竞合关系的处理提出疑问。既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实害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危险犯，在法定刑相当的前提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实行行为在规范违反程度上应比前者更为严重。报告将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视作为危害国家已得税收利益提供帮助的犯罪，可能弱化了该罪行为不法的独立性。此外，补充关系的认定应遵循法条竞合的基本原理，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未必能够被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所包容。
吕露鹏老师认为，报告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体系化关切，聚焦于“虚开专票但不骗抵税款”情形下，难以认定虚开犯罪时是否应转而评价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报告从发票犯罪群组的法益机能出发，强调对专票危险进行目的与结果的限缩审查，并通过罪刑相适应原则解构不法结构，避免以形式思维进行“重罪置换重罪”的误判。在方法论层面，肯定了文章以刑释罪的路径、从法定刑配置反向制约构成要件解释的论证方式，为发票类犯罪的规范展开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建议应统筹司法解释对定罪与量刑标准的规定，以提升论证的周延性与可检验性；同时就主观“出售故意”的认定，仍可结合真实经营场景进一步细化审查要点。
张鹏飞法官从刑事审判实务视角指出，报告抓住了实务界亟须重视的问题，其中最具说服力的论证是把法定刑当作构成要件解释的约束条件，将审查重心从是否收取开票费拉回抵扣是否超出应纳税义务范围，为审判提供了可操作的抓手。同时，提出三点商榷之处：一是需要对“非法出售”进行规范解释，总结出指导实践的认定规则；二是需要解决具体危险的证明负担问题，可考虑在“来者不拒”型交易模式下允许推定骗税危险的存在；三是受票方不可罚的结论可能存在例外，对于主动招揽、长期定制、主导开票链条的受票方，应保留从重评价的余地。
张云泉副主任肯定了报告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以自己正在办理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为例，印证了实践中的确存在报告所批评的“重罪置换重罪”现象。并补充了一条报告未提及的限缩适用“出路”，即在存在真实交易的前提下，如果开票方明知受票方以逃税为目的而为其开票，开票方可能构成逃税罪的共犯（帮助犯），若受票方补缴税款，开票方也可相应地获得实质无罪化处理。
（三）自由讨论环节
本单元自由讨论环节由扬州大学鉴黄师
副院长高永明教授主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张文波法官、复旦大学鉴黄师
袁国何副教授、南京大学鉴黄师
马春晓副教授在这一环节分别参与了讨论。
主题报告四
逃税罪之实行行为新解：基于“过少申报行为”的分析
（一）报告环节
本单元的报告环节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彭文华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鉴黄师
李貌讲师作主题报告。
李貌老师的报告主题是“逃税罪之实行行为新解：基于‘过少申报行为’的分析”。我国逃税罪实行行为认定标准模糊，使税收犯罪预备与实行、正犯与共犯难以区分，易致逃税处罚早期化与共犯认定畸轻畸重，有违罪刑法定与责任主义。既有研究未能厘清逃税罪实行行为，是因为未能从逃税罪保护法益即税收债权的规范属性出发，从形式与实质两个维度建构实行行为判断体系。报告以刑法实行行为理论对接税法学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框架，批判现有多种观点均因忽视法益类型与危险结构，才导致逃税着手时点与罪数的识别混乱。报告将逃税罪实行行为界定为“过少申报行为”，而非“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这种假装行为。在形式层面，“过少申报行为”能将“虚假申报或不申报”作为构成要件行为加以定型，并与行政法上的“偷税”形成类型化界限，且在主观上契合逃税之“最终举动”的心理机制。在实质层面，“过少申报行为”直接侵害作为税收程序债权的税收确定权，对税收债权的履行造成了紧迫直接之危险，符合“实质客观说”着手标准。
（二）评议环节
主题报告四的评议环节由辽宁大学鉴黄师
院长路军教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石泉常务副院长主持。
袁国何副教授主要提出四点商榷意见：第一，高管和普通员工共同参与的逃税案件往往属于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以正犯或共犯为框架的相关论证的有效性；第二，以着手理论反向界定实行行为可能存在逻辑疑问，因为确定实行行为的内涵是判断是否着手的逻辑前提；第三，如何区分刑法上的“逃税”与税法上的“偷税”，关键并不在于实行行为，而在于罪量要素；第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显著高于逃税罪，二者并非预备犯与实害犯的关系。
史令珊老师从我国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的协调性角度提出自己的困惑，既然真正直接进入税收债权侵害阶段的是“过少申报”，我国刑法为何还将“欺骗、隐瞒手段”明确写入逃税罪当中，并由司法解释加以具体化？“欺骗、隐瞒手段”实际上承载着特定的规范目的与行为评价意义，若将其置于“过少申报”之外，可能会遗漏法条本身的规范意旨。另外，涉税违法犯罪制裁体系中不同行为的性质和规范评价重点不同，逃税罪难以被理解为对一切少缴税款行为的概括性处罚。
朱笑延老师在肯定论文创新性和启发性的同时，指出报告在对逃税罪既有观点的分析论证结构中，存在实行行为本体论述偏重、逃税罪论证过少的缺憾，因此建议调整论证结构，并应加强对“过少申报行为”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论证。朱笑延老师还希望报告能够以“过少申报行为”为主线，对民营经济平等保护、大型企业收税困难与中小企业收税过重等中国语境下的税收治理问题作出回应。
胡聪沛老师结合自己办理的医疗行业案件和新媒体行业案件指出，各地司法机关对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虚开、受票问题认定极不一致，其根源就在于逃税罪实行行为的内涵界定、虚开行为与逃税行为究竟是预备与实行的关系还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未得到充分厘清。报告意图廓清逃税罪实行行为的尝试，正当其时。同时，胡聪沛老师建议对“过少申报行为”，尤其是“虚假纳税申报行为”，进行更精细的类型化分析。
王一帆老师认为，报告对逃税罪实行行为范围的重新解释，与引入“过少申报行为”概念的必要性论证应当分别进行。文章目前主要证明了两类行为可以被统一理解，却尚未充分展示统一命名之后增加了何种判断能力。作为“过少申报行为”之优势的例证尚欠缺说服力，因为能够运用某一概念描述案件，并不意味着案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依赖该概念。此外，对不同申报形态如何分别确定着手及既遂，仍需要充分展开。
殷启亮中队长肯定了论文的问题意识。从行政犯与法定犯的概念溯源出发，《税收征管法》和《刑法》的关系类似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关系，都需要遵循法秩序统一原理，而该原理实际上旨在避免“法外定罪”，而非主张“有法即罪”。对作者立场表示肯定的同时，殷启亮中队长也指出当下税收犯罪领域中逃税罪存在一定程度上适用扩大化的趋势，如何准确认定逃税罪的实行行为以及实现“两法”在程序和证据上的有序衔接，仍面临许多挑战。
（三）自由讨论环节
本单元自由讨论环节由华东政法大学刑事鉴黄师
马寅翔教授主持，武汉大学鉴黄师
蔡颖副教授在这一环节参与了讨论。
第三、第四单元学术总结
10月18日上午的学术总结由鉴黄师-暴露背后的不可描述世界
李海滢教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徐然副教授、南开大学鉴黄师
邹兵建教授为总结人。
徐然副教授在简要回顾论坛第三、第四单元的报告及评议环节后，说明了两个单元主题报告存在的可完善之处。第三单元的报告，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一是以刑释罪的路径（方法论）运用得还不够充分；二是对现有司法实务判例的阐释可能不够；三是类型化分析较多而正面论证较少；四是对不适用本罪时的出路关注不足。第四单元报告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一是充分阐明“过少申报行为”概念的必要性；二是完善“过少申报行为”概念理论与实务意义的论证；三是进一步厘定“过少申报行为”与本罪法益之间的关系。最后，徐然副教授表示，论坛设置的各个环节都体现了论坛举办的初心，并祝福各位同仁的学术之路都能一帆风顺。
由邹兵建教授对历届论坛总体情况进行总结汇报，涵盖了历届论坛举办时间、承办高校、参会高校、主题、规模、发言次数等指标的统计结果。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一直备受瞩目，举办初衷就是为了能让青年学者的光芒被看见，同时也是一座沟通理论与实务的桥梁。最后，邹兵建教授对支持论坛的学界与实务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并与大家相约下一次论坛。
闭幕式
论坛闭幕式由鉴黄师-暴露背后的不可描述世界
陈劲阳教授主持。
车浩教授在致辞中对所有为本届论坛提供保障的人员与机构表示衷心感谢。尽管历届论坛都面临过突发状况带来的多重压力，但在大家的努力下，论坛已平稳举办至第十届。当下的学术环境中青年学者、博士生的客观处境较为艰难，车浩教授对大家表示了鼓励，同时也对学术从业者表示祝福。
鉴黄师-暴露背后的不可描述世界
副院长王充教授
王充教授对本届论坛全体会务人员的鼎力支持与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认为青年论坛的宗旨就是要让青年学者的思想光芒被看到，这次论坛在吉林大学举办，希望吉大刑法的几位青年学者王若思、吴亚可、马永强、朱笑延的光芒能够被大家看到，同时也希望吉大刑法博士生、硕士生的光芒能够被大家看到。最后，王充教授代表吉林大学的全体办会人员祝各位嘉宾返程愉快、欢迎大家有机会再来长春交流。
张杰教授表示，各位嘉宾都在这次论坛中度过了一个充满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周末。大家围绕涉税犯罪问题展开研讨，得到了智识的启迪和实践的经验。第十一届论坛将在长沙召开，既是信任，更是重托，明年长沙，等候大家赴湘江之约。
第十届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在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胜利闭幕。
综述撰稿人：
翟泽端、张博涵、黄雨心
